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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西游记》主题探奥——王增斌

发布时间:2022-10-16 09:08:34作者:华严经问答网
《续西游记》主题探奥——王增斌 《续西游记》主题探奥

王增斌

内容提要 文章是对明代出现的《续西游记》一书的主题、人物形象及艺术结构进行全面研究。作者认为《续》书在题旨上是对前《西游记》的反拨,抛却所谓前《西游记》“金丹大道”要义于不顾,主要表现佛教禅宗“明心见性”的思想。唐僧四众人物形象,基本上是以人的心路历程的演绎象征来塑造的。结构上,《续》书更紧密化、网络化,总特点是利用明暗两线往复照应,以成整体。从所表达的主题来看,《续》书可称为我国文学史上一部特色独具的心界神话小说。

关键词 禅学;明心见性;形象意蕴;象征寓言

《续西游记》一百回,明代出现的《西游记》三部续书中规模最大的一部(另两部为《西游补》和《后西游记》)。《续西游记》最具创作特色的是,本书之写作是作者依据个人对《西游记》基本思想意旨独特理喻的基础上进行的,从中可窥知明人对《西游记》其书的一些真实观点,为今日《西游记》主题意旨的探求提供了一些旁证。其书在思想内容、人物形象、艺术结构等方面的独特之处,使它成为中国小说史上一部绝无仅有的奇作。本文拟就思想、人物、结构诸方面作些简单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术界对这一奇书研究的兴趣。

一、明心见性成正道--作者立意与主题

关于其书的创作命意,书前有一题名真复居士之序,略云:

《西游》,佛记也;亦魔记也。魔可云佛。佛亦可云魔。是何以故?盖佛以慧显,魔以智降,此魔而可以入佛者也。然则虽举诸佛菩萨三十二相之身百千万亿之化而魔之,亦奚不可!夫魔之眯佛,亦云是也。乃辗转相因,唯由静而有动于心者生也。既能生佛,又能生魔,故空诸一切,以归于无……中士不悟,实生机心……机也者,抉造化之藏,夺五行之秀,持之极微,发之极险。

故日: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翻覆……夫机者,魔与佛之关捩也,封之则冥,拨之即动……机心存于中,则大道畔于外,必至之理也。前《记》谬悠谲诳,滑稽之雄。大概以心降魔,设七十二种变化,以究心之用……杂取丹铅婴姹之说,以求合乎金丹之旨,世多爱而传之。作者犹以荒唐毁亵为忧。兼之机变太熟,扰攘日生,理舛虚无,道乖平等。继撰是编,一归铲削。俾去来各有根因,真幻等诸正觉。起魔摄魔,近在方寸。不烦剿打扑灭,不用彼法唠叨,即经即心,即心即佛……助登彼岸,还返灵虚。化不净根,解之涂缚。作者苦心,略见于此。……[1]

按此段序言,表达三层意旨:

(一)《西游》前记是一部描写佛魔相因转化的书,因魔佛两者无绝对之界限,所差仅在“佛以慧显,魔以智降。”两者因循转化之关键在于“唯由静而有动于心者生也。”心者,“既能生佛,又能生魔”.

(二)一般中等智识之人,不懂佛魔转化之关键,于是产生种种“机心”.这种“机心”,与修行成道是极为有害的:“机也者,抉造化之藏,夺五行之秀,持之极微,发之极险”;故“机心存于中,则大道畔于外,必至之理也”.

(三)《西游记》前记,以机心降魔,孙悟空72种变化,乃机心之施用。又杂取丹铅婴姹之说以表达道教内丹修炼之金丹大道,这是极为荒唐毁亵的做法。作者创写《续西游记》,意在表达“起魔摄魔,近在方寸”,不离人之本心。修道成佛,无须外法唠叨,只要把握人之内心,“即经即心,即心即佛”,即可达到目的。

以此观之,本书虽在某种程度上强调儒释道三教的同一①,但其要义,是抛《西游》前记所谓金丹大道题旨于一边,表达禅宗修炼的真诀。以上序言所论第一、二点,实际上是讲禅宗佛学最为关注的佛性问题。禅宗祖师达摩曾云:“含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所复,不能显了。”吕澄先生专论此段时指出:“这种思想,……联系着当时涅盘师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之说。所谓同一真性,无异同一佛性”.[2]禅宗的第六代祖师慧能认为:“人即有南北,佛性却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3]提出:“人人皆有佛性,佛即在自己性中。”

以上序言所论第三点,实际是讲禅宗修炼的方法,即所谓顿悟成佛问题。按“起魔摄魔,近在方寸”,主要是讲,一切魔患,皆由心生,一切魔灭,亦由心灭。这正与禅宗北宗中的神秀偈文“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认为修心是离弃外界世俗世界通向佛地净土的唯一方法。又,禅宗标榜“以心传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等,主张“见性成佛”,不依经论,而以般若智慧,觉知“自心真性”以达修行成佛之目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是见性成佛道”. 认为,无论凡夫心、佛心,其心之体与佛无异。这即书前序言所谓:“即经即心,即心即佛”之内涵。

与此相联系,本书宣扬的核心思想是禅宗佛学的精要“明心见性”思想。书中对此屡屡强调,不厌其烦。书第十回诗云:“履道坦坦莫邪行,一入邪途怪便生。试问前行何是正,但教性见与心明。”七十五回开首词又云:“世事尽皆梦幻,人生自有真经,老僧披剃换仪形,只为了明心性。一入贪痴皆妄,此中昧却虚灵。邪魔乘隙乱惺惺,早把一腔持定。”按“明心见性”,作为禅家心性论的核心内容,主要是让人们抛弃日常生活中喜、怒、哀、乐、爱、恶、欲等各种情感的污泥,还一个“无有边畔,亦无方圆大小、亦非青黄赤白,亦无上下长短,亦无嗔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有头尾,诸佛刹土,尽同虚空” [3]的真正心性。依作者之意,只有消除了心中种种贪疾妄念不净根因,明其本性,才能达到修真成佛的目的。

二、弥陀原在寸心中--唐僧四众的形象意蕴

本书主要写唐僧四众取经东归途中一段经历。大意云唐僧徒众历81难到达灵山雷音寺,佛祖如来担心4人难以保护真经回去。询以本何心而取真经。唐、孙、猪、沙分别答以志诚、机变、老实、恭敬四心,悟空还随口答以机变心对付88种邪心。如来恐孙等机心生变,难保真经,派比丘僧、灵虚子两人暗中保护。且以为兵器是杀生害命之物,遂命大力神王用三条禅杖换下孙、猪、沙的兵器。后来果然,四众在路遭遇诸多妖魔。先是因风光秀丽,动吟咏之心,惹出灵山脚下蠹鱼精(蚀纸虫)孽怪抢经。行者等欲以机变心除之,复召来玄阴池老蛙精、地灵县大树岗麋鹿、古柏等精拐骗经担。再是莫耐山虎威、狮吼等魔的夺经。过蟒蛇岭,又遇三尸、七情、六欲魔王。复是当年八百里火焰山灭后形成的八林--黯黢林阴沉魔王、饿鬼林独角魔王、狂风林啸风大王、淫雨林兴云魔王、蒸僧林六耳魔王、臭秽林臭秽孩子、迷识林迷识魔王、三魔林消阳、铄阴、耗气三妖精等为害。再经平妖里、西梁女国、百子河、通天河、车迟国等,扫灭妖魔无数。又在赛巫山九溪十二峰,降伏美尉君及慌张、孟浪、六鲲妖魔。乌鸡国收复虬毛怪,灭病魔、鼯精、蝙蝠精等。最终悟空等顿悟机心乃起魔之根,于是灭机心,笃真经,于路无阻,顺利归于大唐。按本书中之唐僧四众,尽管还延续着《西游记》中以阴阳五行概念结构取经群体的影子,如第四回回末总批:“如何是金箍棒、九齿钯、降妖杖,只是金、木、土三种锋芒耳。”但四人形象,基本是以人之心路历程的演绎象征来塑造。作者认为,修行成道,不须外求,根在方寸之心;所谓“弥陀原在此心头,万句千言莫外求。识得灵山经自在,何须费力向西游”即指此也。书中的如来曾云:“诸孽根心,心净,则种种魔灭;心生,则种种魔生。”书中比丘僧所云“路本无妖,都是你们心生邪怪”成为贯串全书的总纲目。如第八回写山中小鹿偶动欲念,遂失自己脐下真麝。五十六回写青春少女不安闺中,焚香祷告,惹动寂空山石洞妖魔,摄其入洞。

第六十六回写车迟国元会县官卞益公子卞学庄春光佚丽之际感叹蜂蝶情怀,惹动蜂妖,使山庄女贤姑性灵凭附其身。唐僧四众东还途中之所以遭受种种磨难,主要是心中诸多不净根因作怪。如他偶动喜心吟诗,惹出蠹鱼精前来抢经(第五回);偶说一“骗”字,便使大树岗骗经的麋妖产生(第八回)。八戒动了饥饿之心,在饿鬼林终遭夺食之报(第三十七回)。悟空之机变心更是处处动妖,欲凭机变灭妖而妖越灭越多。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从这一意义而论,《续西游记》其书,实是以唐僧四众的种种不净根因和机心变幻虚造各类妖魔的生成起灭,以象征寓言手法,揭示人之心路历程中永存的佛魔两性的斗争,以强调信仰意志的力量,去邪归正的道德感和追求完善人格的主体精神。就这一意义而论,《续西游记》可称我国文学史上一部颇具特色的心界神话小说。

三、心中幻念伦常影--妖魔形象的象征寓意

《续西游记》中的妖魔形象,也与《西游记》中的妖魔形象有颇大的不同。《西游记》中的妖魔,主要是两个类型:野性之魔与神性之魔。《续西游记》中,神性之魔已全然不存,从而使小说颇大程度上失去了对现实不平社会的揶揄嘲讽的锋芒。与之相联系,野性之魔的塑造在《续西游记》中亦起了重大变化,它们大多是作为佛魔两性的中介形象而出现。书中反复强调,这类妖魔都是立意成佛成仙,只因悟空诸人动了不净机心,才与之为敌。后都在真经威力的感化下,或皈依佛教,或得超度而投生。如莫耐山虎威、狮吼两王最后对唐僧的礼待、真经的虔信。蒸僧林六耳妖魔,被比丘僧一番话感动,自忏其过:“是我自作孽,异世怀仇,不忘报复之过也。我想唐僧千山万水,受苦吃辛取了经回,也只为普济众生,成就天上菩提。我当年纵受了他害,如今正该借经忏悔前愆。乃生出这无端过恶,蒸僧加害。正是冤孽牵缠终无了期……我情愿悔过消愆,复还个敬僧林吧!”(第四十八回),除前《记》中野性魔的残孽外,《续西游记》中大量出现的妖魔是作为人之情绪思想伦常观念象征的心理之魔与伦理之魔。心理魔如二十八回--三十二回出现的三尸、七情、六欲三魔。三尸分别喻写人对食、衣、性的贪求:“三尸魔,一好饮食,一好车马衣服,一好色欲”(第二十九回总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168页)。六欲,指人之六种感官:眼、耳、鼻、舌、身、意。七情,指的是人的七种感情:喜、怒、哀、乐、忧、惊、恐。八十六回的司视、司听、逐香、逐味、具体、驰神“六鲲”妖魔,实为六欲之别一种表现。第三十二回写三藏为七情、六欲两妖诵《心经》,两妖大悟,双膝跪地,表示:“家做本分营业”,“做个平等心肠人”.另如三十三回黯黑甚林,终年阴霾,不见天日。居住其中的阴沉魔王,系秦赵长平之战中坑杀赵卒三十万的白起之党阴气凝结而成,实喻人心被邪恶所蔽,晦暗无光。

本书中的伦理之魔,如三十六回中的饿鬼林,原名快活林,原都是贤良富贵人居住。只因这些人恃着富贵,不做贤良,故“都变做饥饿鬼,因循渐渍,就招了一个妖魔,名唤做独角魔王”.曹操生前,陷害忠良,享尽富贵,死后阎王认为他受用过分,应令狱卒将其驱人饿鬼道中,饥食铁丸,渴饮铜汁,受百般苦楚。关圣帝君巡察地狱,顾念旧情。曹操苦楚减轻,一灵飞走,亦逃到独角林中成为独角魔王的帮凶。第九十五回,写乌鸡国乡村,萧条寂寞,人家冷清,村村屋门掩闭。询以当地土人,原来“家家都有病因。或是不忠不孝,或是奸盗邪淫,或是大秤小斗,或是怨天恨地,造出种种恶因,以至疾病灾害。”后灭掉病魔,打杀鼯精,方才消除村人之疾。

《续西游记》中的心理之魔与伦常之魔,是对《西游记》中已有的人的神、魔两性(如《西游记》五十六、五十八回等)哲理意蕴的深化描写。整部小说构筑在一个强烈的寓意象征基础上--即把人之心灵视作每个个体人生都具备的神魔两性交战的小天地来描写。

除以上心理、伦常之魔外,《续西游记》又有一种纯理性的概念范畴之魔。该类魔主要是用来隐喻人对生成天地万物物质平衡作用的破坏。如六十五回写车迟国会元县朝元村金、木、水、火、土五行成妖,祸害村人。后经查证,才知是村人丁炎、甘馀、慎渔父、穆樵父等,过分贪剥,追逐利欲,导致五行失衡。作者在本回篇首诗中所写:“五气朝元识者稀识时炼已筑根基。我强彼弱成灾咎,主懦宾刚受侮欺。岂是妖魔生户牖,多因调摄拗明医。若能参透真经理,把握阴阳正坎离。”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四、机变起灭浑天成--匠心独运的结构特征

本书结构基本遵依《西游记》而又有新的发展。前四回写灵虚子经历,近似于《西游记》前十四回对孙悟空、唐憎出身经历的描写。就故事主体部分而论,《西游记》是纯以唐僧四众足迹串连,各故事间多借唐僧凡胎饥饿和肉体引魔,三徒为之化缘救助串连,情节之间似连而实断。《续西游记》则在《西游记》基础上予以紧密化网络化。其总的特点是利用暗明各两条线索往复照应,以成一浑融无间的整体。两条暗线:一条是孙悟空的机诈变幻之心,一条是唐僧八戒沙僧的芜杂不净多心。前者贯串始终,后者引起串连各个不同故事。两条明线:一是比丘僧、灵虚子的东行护经;一是唐僧四众东归途中杀妖降魔过程。前者亦贯串始终,后者则呈现不同的发展阶段。全书主体部分大体可分四个部分:五回至二十七回,写唐僧四众诸多不净根因辗转引致外界之魔,诸如蠹精、蛙精、麇精、柏精、龟精、鹤精、蛇精、蝎精、虎精、狮精等拐经骗经。其间穿插孙悟空两盗金箍棒行动。

二十八回至五十六回为第二部分,总的倾向是由外界之魔向心理欲念之魔的转化。穿插孙悟空的三盗金箍棒行动。朱紫国安靖路蟒蛇岭三尸、六欲、七情三妖,为人之爱恶诸念的外化形式。八百里火焰山灭后形成的七林,分别喻写人之杀戮残忍之心(黯黑甚林)、求富求贵之心(饿鬼林)、无事生非拨弄风波之心(啸风林)、遭冤报复不平愤怒之心(淫雨林)、仇杀敌对之心(蒸僧林)、好洁恶秽之林、机械变诈之心(迷识林)。第八林三魔林总提以上恶心对人之害:消阳、铄阴、耗气三妖,实喻人受诸多恶心侵害,导致阴阳气尽,无以为生。

五十六回至六十九回为第三部分,由心理欲念之魔的象征向观念思想的外化扩张。平妖里、西梁女国,以妖变的形式喻写男女之欲的难以摆脱;元会县卞学庄更强调世间欲爱的情思难断。百子河孙员外九子成贼,喻写人对钱财的贪得无厌。通天河老鼋精,喻写人对永恒生命追求的非正。元会县灵鹊为患,喻写人生的口舌风波之殃。

六十九至九十九回为第四部分,由思想意念的外化转向外在行为的喻写。该部分发端于四大比丘下灵山(六十九回),推展于优婆五众纠僧念(七十五回)。猴、鹤、猩化身的福缘、善庆、美蔚三妖君,既是僧众四人行为的检视坐标,亦喻山中隐居君子的沽名钓誉。慌张、孟浪及司视、司听、逐香、逐味、具体、驰神“六鲲”妖魔,总写人的各种念头对人心灵的戕害。诚如八十八回总批所云:“六根邪魔、俱从动人。勿论恶念不可生,才动于善,魔亦乘之而入也……眼、耳、鼻、舌、身、意,能成魔道,又能放金光。迷则成狂,悟则成圣。六索锁魔,只是一不动意耳。要之锁魔又复生魔,不如收回本来,成一金刚不坏身也”(第497页。)这一部分在全文既属高潮,又趋向收束终结。由九十七回之丢禅杖,九十九回之灭机心,揭示全书创作主题。最后一回归结全书,因大唐之写实只有半回。“愿皇恩万年永固,祝帝道亿载遐昌”,实小说家惯用的套语。而全书的真实含意,却在于表达“明心见性”的禅教真谛。

【参考文献】

[1]续西游记[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2]吕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M].北京:中华书局,1979.373.

[3]坛经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3.

原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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