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故事：晚清中兴名臣，洋务运动领袖
发布时间：2022-11-04 10:12:17作者：华严经问答网
曾国藩的故事：晚清中兴名臣，洋务运动领袖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汉族，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县杨树坪（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清朝战略家、政治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毛泽东曾说：“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博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进惧倾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表达出对这位已故乡人的推崇之情。
一、秦淮怀春燕
曾国藩平了太平天国后，坐镇南京，为了复苏地方经济，听从部下建议，决定把秦淮河的旅游业恢复起来。这十里秦淮，原是所谓“六朝金粉气”的销金锅，楼台画舫间，桨声灯影里，文人雅士，歌女名妓，把酒言欢，何乐不为?曾国藩手下一些官员早已按捺不住，又不敢贸然行事，于是便怂恿曾国藩前去“视察”。
曾国藩心知肚明，顺水推舟。首次，他碰到一个艺名为“少如”的艺妓。此女色艺俱佳，且颇聪慧，求曾赐副对联，以抬高自己身价。
曾国藩本是联对名家，区区一联，哪在话下，便拟用她的艺名“少如”作一嵌名联，免扫其兴。先书上联：得少住时且少住；
歌妓一看，所写并非自己初衷。未等曾国藩写下联，她便抢先进言，说妾愿替大人续下联，不知大人意下如何?曾国藩没想到一个艺妓竟然还有文才，自然点头称好。
这个少如续写的下联是：要如何处就如何。
曾国藩见了，不觉叹服此女的良苦用心。
曾国藩公务繁杂，自对秦淮艺妓有了良好印象以后，只要得闲，总要邀几个幕僚好友去秦淮河畔，吃吃花酒，听听歌曲，以缓解一下紧张情绪。
一次，他为一来南京的友人在秦淮一酒楼设宴接风，席间请了一个名“春燕”的歌妓唱曲助兴。那春燕不但姿容姣好，歌喉更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功力，曾等一干人无不为之倾倒。
后来，春燕为一富商纳为小妾，离开了秦淮，曾国藩再去，已是人去楼空。曾在怅然若失间，写出了下面这副《怀春燕》的对联：
未免有情，忆酒绿灯红，一别竟伤春去了；
似曾相识，怅梁空泥落，几时重见燕归来?
对联把“春燕”二字分别嵌入上下联，伤别，怅惘，情真意切。从中亦可看出曾国藩的另一面：他也是人，也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啊!
二、圣不免俗
一次曾国藩用完晚饭与几位幕僚闲谈评论当今英雄。他说：“彭玉麟、李鸿章都是大才，为我所不及。我可自许者，只是生平不好谀耳。”
一个幕僚说：“各有所长，彭公威猛，人不敢欺；李公精明，人不能欺。”
曾国藩问：“你们以为我怎么样?”
众人低首沉思，忽然走出一个管抄写的后生，他插话道：“曾帅是仁德，人不忍欺。”
众人听了，一齐拍手。
曾国藩得意地说：“不敢当不敢当。”
后生告退，曾氏问：“此是何人?”
幕僚告诉他：“此人是扬州人，入过学(秀才)，家贫，办事还谨慎。”
曾国藩说：“此人有大才，不可埋没。”
不久，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派这位后生去扬州任盐运使。
老曾每每都在怵惕着“谀”，却挡不住无形中谀的神奇力量。
三、曾国藩的另一面
曾国藩是清代的名相，也是个官精。他步入仕途后，十年七迁，连跳十级，37岁就当上了二品京官，可谓一帆风顺。但是，纵观曾国藩的一生，他常常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戴着两副面具。
天京攻破后，御史贾铎在京城发难，奏请朝廷命曾国藩将太平天国的金库查明，报部备拨，这是对曾氏兄弟极为凶狠的一着，使他们几乎没有招架的办法。当时，太平天国的大量金银珠宝在幼天王等仓皇逃命的时候，是不可能全部带走的。湘军入城后，对这些积存已抢劫一空，不可能再“报部备拨”了，就是少有劫余，曾氏兄弟也不愿意上缴。但是，面对朝廷的命令，该怎么办呢?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克复老巢，而全无财货，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朝廷当然是不相信他的话的，但是，这时的朝廷并不愿意与曾氏兄弟的关系闹得太僵，于是在给他的廷寄中说，根据你的奏折，城中(指天京)并没有贼库，这是事实。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曾氏兄弟在俘获李秀成后，没有解京献俘，而是在十七天之后匆匆地将李秀成杀了。消息传到京城，舆论大哗，都说曾氏兄弟专横跋扈，杀人灭口，使曾氏兄弟又陷入难以招架的地步。
本来，曾国藩在六月二十三日的报捷折中还向朝廷请示，李秀成、洪仁达“应否槛送京师，抑或即在金陵正法，咨请定夺”。按理，曾国藩应在朝廷“定夺”之后行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却在七月初六放出李秀成饮宴了一番之后，便将李凌迟处死了。把李秀成槛送京师，是当时各方面的共同意见，就是曾国藩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但他又为什么不等朝廷的命令而将李秀成匆匆处死了呢?他给朝廷做了一番解释。他认为，除了洪秀全之外，其余的都没有必要解送到京师，陈玉成和石达开就是现成的例子。再者说，李秀成自知罪重，到哪里也是死，微臣担心他在途中绝食，或者逃跑，留下祸患，就与弟弟曾国荃再三商量，统一了意见，就地正法了。
曾国藩生怕这样的解释交代不了朝廷，于是在另一奏折中进一步解释说，李秀成很得民心，党羽很多，威信很高，号召力很强，如果不迅速杀掉，则贻害无穷，所以就把他杀了。
真实的情况是曾国藩害怕一旦把李秀成解送京师，李秀成的供词与自己连日来的奏折不符，这样他就犯 了欺君之罪，吃不了也得兜着走了。比如，曾国藩报捷说，破了金陵当日，杀“贼”十万，而当时城中连居民也不过三万多人，怎么来的十万?至于天京的“金库”，李秀成自然是一清二楚的……想到这些情况，精明的曾国藩自然是不会把李秀成解送京师的了。
曾国藩为了保护自己，什么谎话都敢编造。本来，朝廷在六月二十九日的谕旨中明确命令他“遴派妥员，将李秀成、洪仁达押解来京”。曾国藩于七月初六收到了谕旨，而他就在当天把李秀成杀害了。过了半个月，他才慢腾腾地于七月二十日复奏说，微臣在初十日才收到谕旨，仔细算一下，臣应该在初六日就收到谕旨了，但不知道什么原因竟迟了四日。谕旨是由安庆转递江宁的，不知道是何处驿站出了差错。朝廷为了利用曾国藩，虽然也下令挨站严查，最终却没有结果，只好不了了之。
曾国藩有“中兴名臣”“洋务运动领袖”“圣相”“近代史之父”等美誉，透过这些美丽的光环，我们看到了另一个真实的曾国藩。
一、秦淮怀春燕
曾国藩平了太平天国后，坐镇南京，为了复苏地方经济，听从部下建议，决定把秦淮河的旅游业恢复起来。这十里秦淮，原是所谓“六朝金粉气”的销金锅，楼台画舫间，桨声灯影里，文人雅士，歌女名妓，把酒言欢，何乐不为?曾国藩手下一些官员早已按捺不住，又不敢贸然行事，于是便怂恿曾国藩前去“视察”。
曾国藩心知肚明，顺水推舟。首次，他碰到一个艺名为“少如”的艺妓。此女色艺俱佳，且颇聪慧，求曾赐副对联，以抬高自己身价。
曾国藩本是联对名家，区区一联，哪在话下，便拟用她的艺名“少如”作一嵌名联，免扫其兴。先书上联：得少住时且少住；
歌妓一看，所写并非自己初衷。未等曾国藩写下联，她便抢先进言，说妾愿替大人续下联，不知大人意下如何?曾国藩没想到一个艺妓竟然还有文才，自然点头称好。
这个少如续写的下联是：要如何处就如何。
曾国藩见了，不觉叹服此女的良苦用心。
曾国藩公务繁杂，自对秦淮艺妓有了良好印象以后，只要得闲，总要邀几个幕僚好友去秦淮河畔，吃吃花酒，听听歌曲，以缓解一下紧张情绪。
一次，他为一来南京的友人在秦淮一酒楼设宴接风，席间请了一个名“春燕”的歌妓唱曲助兴。那春燕不但姿容姣好，歌喉更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功力，曾等一干人无不为之倾倒。
后来，春燕为一富商纳为小妾，离开了秦淮，曾国藩再去，已是人去楼空。曾在怅然若失间，写出了下面这副《怀春燕》的对联：
未免有情，忆酒绿灯红，一别竟伤春去了；
似曾相识，怅梁空泥落，几时重见燕归来?
对联把“春燕”二字分别嵌入上下联，伤别，怅惘，情真意切。从中亦可看出曾国藩的另一面：他也是人，也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啊!
二、圣不免俗
一次曾国藩用完晚饭与几位幕僚闲谈评论当今英雄。他说：“彭玉麟、李鸿章都是大才，为我所不及。我可自许者，只是生平不好谀耳。”
一个幕僚说：“各有所长，彭公威猛，人不敢欺；李公精明，人不能欺。”
曾国藩问：“你们以为我怎么样?”
众人低首沉思，忽然走出一个管抄写的后生，他插话道：“曾帅是仁德，人不忍欺。”
众人听了，一齐拍手。
曾国藩得意地说：“不敢当不敢当。”
后生告退，曾氏问：“此是何人?”
幕僚告诉他：“此人是扬州人，入过学(秀才)，家贫，办事还谨慎。”
曾国藩说：“此人有大才，不可埋没。”
不久，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派这位后生去扬州任盐运使。
老曾每每都在怵惕着“谀”，却挡不住无形中谀的神奇力量。
三、曾国藩的另一面
曾国藩是清代的名相，也是个官精。他步入仕途后，十年七迁，连跳十级，37岁就当上了二品京官，可谓一帆风顺。但是，纵观曾国藩的一生，他常常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戴着两副面具。
天京攻破后，御史贾铎在京城发难，奏请朝廷命曾国藩将太平天国的金库查明，报部备拨，这是对曾氏兄弟极为凶狠的一着，使他们几乎没有招架的办法。当时，太平天国的大量金银珠宝在幼天王等仓皇逃命的时候，是不可能全部带走的。湘军入城后，对这些积存已抢劫一空，不可能再“报部备拨”了，就是少有劫余，曾氏兄弟也不愿意上缴。但是，面对朝廷的命令，该怎么办呢?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克复老巢，而全无财货，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朝廷当然是不相信他的话的，但是，这时的朝廷并不愿意与曾氏兄弟的关系闹得太僵，于是在给他的廷寄中说，根据你的奏折，城中(指天京)并没有贼库，这是事实。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曾氏兄弟在俘获李秀成后，没有解京献俘，而是在十七天之后匆匆地将李秀成杀了。消息传到京城，舆论大哗，都说曾氏兄弟专横跋扈，杀人灭口，使曾氏兄弟又陷入难以招架的地步。
本来，曾国藩在六月二十三日的报捷折中还向朝廷请示，李秀成、洪仁达“应否槛送京师，抑或即在金陵正法，咨请定夺”。按理，曾国藩应在朝廷“定夺”之后行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却在七月初六放出李秀成饮宴了一番之后，便将李凌迟处死了。把李秀成槛送京师，是当时各方面的共同意见，就是曾国藩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但他又为什么不等朝廷的命令而将李秀成匆匆处死了呢?他给朝廷做了一番解释。他认为，除了洪秀全之外，其余的都没有必要解送到京师，陈玉成和石达开就是现成的例子。再者说，李秀成自知罪重，到哪里也是死，微臣担心他在途中绝食，或者逃跑，留下祸患，就与弟弟曾国荃再三商量，统一了意见，就地正法了。
曾国藩生怕这样的解释交代不了朝廷，于是在另一奏折中进一步解释说，李秀成很得民心，党羽很多，威信很高，号召力很强，如果不迅速杀掉，则贻害无穷，所以就把他杀了。
真实的情况是曾国藩害怕一旦把李秀成解送京师，李秀成的供词与自己连日来的奏折不符，这样他就犯 了欺君之罪，吃不了也得兜着走了。比如，曾国藩报捷说，破了金陵当日，杀“贼”十万，而当时城中连居民也不过三万多人，怎么来的十万?至于天京的“金库”，李秀成自然是一清二楚的……想到这些情况，精明的曾国藩自然是不会把李秀成解送京师的了。
曾国藩为了保护自己，什么谎话都敢编造。本来，朝廷在六月二十九日的谕旨中明确命令他“遴派妥员，将李秀成、洪仁达押解来京”。曾国藩于七月初六收到了谕旨，而他就在当天把李秀成杀害了。过了半个月，他才慢腾腾地于七月二十日复奏说，微臣在初十日才收到谕旨，仔细算一下，臣应该在初六日就收到谕旨了，但不知道什么原因竟迟了四日。谕旨是由安庆转递江宁的，不知道是何处驿站出了差错。朝廷为了利用曾国藩，虽然也下令挨站严查，最终却没有结果，只好不了了之。
曾国藩有“中兴名臣”“洋务运动领袖”“圣相”“近代史之父”等美誉，透过这些美丽的光环，我们看到了另一个真实的曾国藩。
